用以规范“三来一补”企业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即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颁布实施的法律，截止目前还处于空白。全国人大制订的吸引外资的基本法律乃三资企业法，其后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制订了与三资企业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税收、海关、商检等部门也公布了一些相关的规章。1993年《公司法》颁布，但在内外资企业的统一立法方面并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内外资企业的双轨制立法仍为我国之特色。Á而由“三来一补”业务渐进演变而来的“三来一补”企业由于其主要局限于珠三角，事求是的说，并未引起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视。那么外商来华投资究竟可采何种企业形态？实际上我们发现，我国关于企业主体的立法相当繁杂，有的仅适用于国内主体投资设立的企业，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镇企业法》等；有的则并未明确限制内资抑或外资，如《民法通则》、《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当然三资企业法有规定的则应适用其规定。最近，一些新的外商投资的企业形态，如BOT投资方式及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国务院也开始出台一些法规予以认可并进行规制。可见，外商来华投资按我国之法律可以采取的企业形态有三资企业、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外商投资控股公司、BOT项目公司等多种形式，而我们所研究的“三来一补”企业究属何种企业形态抑或是一种根本没有法律依据的企业形态就成为论争之焦点。正如我们上文分析“三来一补”企业之性质时指明的那样，“三来一补”企业乃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外商独资企业，乃民诉法规定之其他组织之一种，因而，我们认为外商独资企业法及民诉法乃规定“三来一补”企业性质及诉讼地位的根本性法律。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三来一补”企业之形态虽可归类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外商独资企业，但外商独资企业法及民诉法这两部法律都没有针对“三来一补”企业本身的组织结构、责任承担、投资方式、税收外汇等问题进行详细的富有针对性的规定，这种性质上的归类并不能改变“三来一补”企业失范的状态。
1979年9月3日国务院出台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其性质属于行政法规。在这个法规中也没有涉及“三来一补”企业的创设、组织结构、法律地位、责任承担等问题，而是把“三来一补”看成一种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即对外贸易的一种形式来予以规范。这个办法是当时“三来一补”业务未曾企业化状态的真实反映，对规范当时的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该办法只是对“三来一补”业务粗线条的构画，对其中很多具体问题并未作出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83年以粤府[1983]78号文件的形式颁发了《广东省关于加强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管理的暂行规定》（该规定于2001年废止），其性质属于地方政府之行政规章，在这个《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经营对外加工装配的企业，应是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凭批准的协议、合同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特准营业执照”。从该《暂行规定》可以看出，当时并没有“三来一补”企业之称谓，“三来一补”或对外加工装配只是内地国有或集体企业经批准特许经营的一种外贸业务而己。在80年代末，“三来一补”业务由于本文所分析的种种原因企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三来一补”厂纯粹成为外商来内地投资的一种方式而非该《暂行规定》中反映的情形，尤其在东莞市，“三来一补”企业甚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创造“东莞经济奇迹”的主要载体，已有的两个法律文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根本不能反映东莞“三来一补”业务企业化的事实。正是由于成文法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东莞市工商局向国家工商局提交了报告，提出建议确认这种新的企业形态，并因这类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为“三来一补”，因而冠之为“三来一补”企业。1990年5月30日，国家工商局企业登记司以企字[1990]第79号文件批复东莞市工商局，同意在东莞市进行“三来一补”企业之登记试点，此后东莞市遂将众多的已经企业化的“三来一补”业务登记逐渐变更为“三来一补”企业登记，“三来一补”企业的正式称谓也随之诞生。考察该79号文件的性质，应该说其并非法律规范之一种，也没有法律效力，只是国家工商局在工商系统内一个不成熟的试点，而创造相当经济奇迹的“三来一补”企业竟是在一个非法律文件的肯认的背景下延续至今的。并且这种肯认由于仅仅是一个试点，也未在全国普及，甚至未在广东省内推广，例如，在深圳市，“三来一补”还仅仅作为内地企业开展的外对加工装配业务，而这种“三来一补”业务企业化的现象并未得到肯认。1993年6月1日，广东省八届人大颁布了《广东省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条例》，其性质属地方性法规，但这个文件根本没有反映“三来一补”贸易向“三来一补”企业演化的现实。
由以上列举可以看出，我们目前面对的“三来一补”企业，或准确的称之为由外商独资创办的主要业务为“三来一补”的企业并没有针对性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予以调整，我国外商独资企业法中允许外商独资企业经批准采用非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三来一补”企业的性质找到了法律依据，而我国民诉法上的其他组织之规定又进一步确认了这种非法人的外商独资企业可以做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国家工商局的[1990]第79号文件又明确了“三来一补”企业的称谓，但除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更加详细的，更加贴切的适用于“三来一补”企业的调整规范。1979年国务院《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以及1993年广东省人大颁布的《广东省对外加工装配条例》，其主要调整对象乃“三来一补”业务，它或许对我们了解“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史及非普遍性提供素材，但对“三来一补”企业本身之规范却未有帮助。
（二）困惑
由于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三来一补”企业在经济实践中的客观存在，使我们没有理由而且也无法回避它。而“三来一补”企业在东莞市创造的经济奇迹似乎也并未引起政界及学界的关注，人们更倾向于将东莞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天时、地利，而对这种人为的创造却很少投来赞许的目光，这也许正是国家允许“三来一补”企业长期失范的原因之一。而国家层面的不关心给地方行政、司法带来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探索解决由“三来一补”企业引发的一些具体问题，外贸主管部门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调研文章就相当有力度，而广东省司法系统内对“三来一补”企业的研究也有相当成果，尽管这些成果并没有在公开刊物上进行发表，但却客观上主宰并指导着我们的司法实践。①应该承认，这些理性的探索，为我们继续前行做了相当坚实的铺垫，但我们仍然非常遗憾的看到，涉及“三来一补”企业的纠纷在我们的司法审判中，仍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清理，正是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导致了司法实务中的不知所措。
我们首先面对的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三来一补”企业是企业吗？“三来一补”企业化的演进必须面对企业形态法定主义的质疑，“所谓企业形态法定主义或称企业的法律形态，是指法律规定的组织形式，是企业类型的法律化。在现代社会中投资者开办企业必须遵守企业形态法定原则，投资者不能选择法律未规定的组织形式，也不能在法律规定上升创造其他类型的组织形式。企业形态法定化原则，通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定标准和程序将企业的具体形态予以固定化。”②北京大学的甘培忠教授也认为，“企业法律形式（Legal Form of Enterprise），是指企业依不同的标准和条件所形成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是法律予以规定的，对于投资者来讲，其在一国进行投资时，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形式中选择，但不能是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①“三来一补”业务企业化的这种进程是否可以因实践之创造而改变企业形态法定主义的指责呢？“三来一补”企业到底是否是一个企业，事关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及实体法上之责任承担问题，是解决整个“三来一补”企业纠纷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肯定“三来一补”企业是一种企业形态，或者准确的是一种非法人外商独资企业，是民诉法所规定的其他组织之一种，那么它在不同的诉讼中具体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呢？我们该如果看待外商投资者与“三来一补”企业在诉讼中的关系呢？能否将送达给外方投资者的诉讼材料直接送达给“三来一补”企业呢？“三来一补”企业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吗？其与外方投资者之间的责任承担模式究应如何划分呢？这一连串的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我的们的司法实践。加入WTO之后，涉外审判的要求空前提高，涉及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三来一补”企业的纠纷若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就可能导致我国政府对外承担国家责任。“三来一补”企业纠纷之问题的解决已是迫在眉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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